在数字经济浪潮下，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城市运转的“毛细血管”，但其权益保障长期面临“统计难”“监管难”“覆盖难”等痛点。7月28日举行的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》，报告揭示了这一工作群体目前面临的社会保障不足、算法“侵蚀”、法律法规滞后等多重困境，并对此给出相关建议。
徐峥主演的电影《逆行人生》曾经聚焦一个外卖骑手的命运。电影里，平台通过大数据不断优化配送效率，压缩送餐时间，骑手不得不超速、闯红灯，甚至牺牲健康来完成任务。一次意外后，他因超时被罚款，系统却未考虑现实因素。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算法中的一串数据，于是尝试争取更合理的劳动权益……
电影讲述了外卖骑手如何被算法所困的故事，引发了公众对骑手这一群体的理解和同情。
然而，对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，“困在算法里”只是他们面对的困境之一。
报告显示，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参保率仍然偏低。深层原因在于，传统的劳动关系以劳动合同为基础，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法定保障。然而，新就业形态下，平台多以“合作”或“灵活就业”为名，将劳动者归类为“个体工商户”或“自由职业者”，从而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。这种“去劳动关系化”的做法，导致大量劳动者处于社会保障的“真空地带”。
法治之困，则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深层次矛盾。
现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制定于工业经济时代，难以涵盖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。尽管此前有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出台，但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，缺乏强制力。这就导致在发生劳动争议时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难以适用劳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。
数字经济需要创新，更需要安全阀。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脱困，千头万绪，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托底，只有通过立法，才能真正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“身份确认”问题，实现“无传统劳动关系也有权利”，也只有通过立法，才能穿透“算法黑箱”，并理顺监管体制。
因此，在梳理分析了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困境之后，这份报告建议，在党委领导下，成立跨部门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工作专班，一体化统筹调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工作。同时建议，条件成熟时，“推动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，完善职业伤害保障、集体协商机制、数字劳动监察等制度”。
立法先行，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，目前一些地方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7月10日，安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《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》，力图对困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诸多困境进行破解，一是明确界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范围；二是规范企业用工责任，要求符合劳动关系的须签劳动合同，不完全符合的也应订立书面协议，禁止设置歧视性条件、违法收费等行为；三是规定企业要为符合条件者缴社保，鼓励为其他劳动者买商业保险等；四是健全纠纷化解机制，建立联合激励惩戒机制，由法院、检察院、工会等协同，多元化解劳动纠纷。
从我国立法经验来看，通过地方立法先行，在劳动关系认定、社保费征收、算法透明、集体协商等关键制度上率先突破，有利于为全国探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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